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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天刚蒙蒙亮时被一阵飞机的嗡鸣声给吵醒的。大概是弗朗哥的战机低低地掠过马德里的上空，组成和南飞的大雁一般的阵型，却北上到加泰罗尼亚去狂轰滥炸。这让他想起了曾经在安达卢西亚和马德里所遭遇的那些轰炸，实际上这些发生的时间不过一年以前，因此他依旧保留了些听见战机的声音时的本能求生习惯，条件反射般地撑起一只手肘，从床上坐了起来。
轰炸刚开始的时候，弗朗哥会每天三次命令轰炸机在马德里投掷下燃烧弹和炸弹，把整座繁华的城市都轰炸得满目疮痍，人们甚至用战机的声音来判断一天的时间。弗朗哥的陆军军队始终被意志坚定的国际纵队士兵们困在城外，他只能出此计策，妄想切断城里人的生活线。到了晚上，大家都不敢点灯，或者用硬纸板把窗户给糊起来，避免成为轰炸的最新目标。但是住在他所在的楼房里的人们都交头接耳，那些每天都抽着罂粟赤着脚躺在破破烂烂的沙发上的男人和下雨时用盆子在家里接着劣质的塑料棚天花板下的漏水的女人，他们都说不必担心，因为没有飞机会往贫民窟里浪费炸弹。他们都会去轰炸最繁华最富裕的街区，贫穷在此时竟然为他们挣得了一线生机。
但是情况在不久后发生了改变，纳瓦斯还记得第一枚投向贫民窟的炸弹落下来的瞬间。那枚炸弹落在了纳瓦斯的邻居家，所幸他安然无恙，唯一的死者只是他那可怜的邻居，一个快九十岁的老太太。那个老人太老了，脸上的皱纹像是同样年老的树皮一样翻出层层褶皱，将本来就又小又灰暗的五官挤成一团，不仔细盯着她的脸看的话你甚至找不出她的眼睛在哪。除了每天在一把和她一样咯吱作响的躺椅上躺着看向窗外以外——看向那同样的灰暗的贫民窟的破旧的风景：在街上奔跑的衣不蔽体的孩子、无助的家庭主妇、同狗抢食的乞丐，像是看向她这一生所遭受的全部苦难，她什么也做不成，不会说话，也不会走动，每天需要贫民窟里的所有人轮流把稀粥喂到她嘴边，然后一小口一小口咽下去。一半的时间她的眼睛都闭着，像是在睡觉，不过反正她醒着还是睡着都没区别。而就是在这样的她坐在那躺椅上也许在睡觉的时候，那枚炸弹落了下来。
她所在的屋子被炸塌下去了一半，人们不得不把她从废墟里给挖出来。她早该死了，人们都说，穷人活到年老就是一种犯罪，就是将地狱里的惩罚提前到活着的时候遭受。少张吃饭的嘴，对活着的人也是种解脱。但也许她是在睡梦中死的，人们又说，没有苦痛，也没有知觉，算是最好的解脱。说这话时他们的语气竟带上了一丝羡慕，也许是天使把她给召唤走的。但是这话终究只能当作活下来的人的心理安慰。从那天开始，炸弹也频繁地落在这马德里最贫穷的街区，把本就不值一钱的混凝土和砖石给炸成碎片，把本就脆弱不堪的水管给炸断，孩子们打开水龙头，喷出来的却全是黄沙。有些人会在炸弹落下时跑出去，但是户外反而更加危险，因为他们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了敌人的视线之内，没有任何遮挡物。纳瓦斯会在轰炸来临时端坐在家里，也许死也要死得漂亮，于是在黑暗中点亮一根蜡烛，像是在给孩子们的生日宴会上许愿时的场景，但是没有生日快乐的歌谣，有的只是炸弹不停爆炸的巨大的响声和窗子的玻璃被摇晃震碎的噼里啪啦声。蜡烛是他耗巨资从黑市那购得的东西，他在轰炸结束后就会把那根蜡烛吹熄，收进床底的盒子里锁好，留着下一次再使用。
“我们会死吗？”烛光摇曳下，坐在他对面的孩子害怕地望向他，声音和天使一般清澈。那孩子叫亚马尔，是个孤儿，今年不过十六岁，独自一人来到马德里讨生活。在轰炸时他总是被吓得发抖，于是会像只小老鼠一样，摸到纳瓦斯的房间里来，像是婴儿依偎在母亲怀里，脑袋枕在纳瓦斯并拢的大腿上，让纳瓦斯也像母亲一般，宽慰地揉着他的脸颊和头发。
纳瓦斯发现自己回答不了这孩子的问话，也许他们今天就会死，也许是明天，因为轰炸，因为饥荒，因为战争。
身上的被子随着他起身的动作滑落下去，露出他光洁的上半身，于是他干脆掀开窗帘的一角窥视向空无一人的街道。马德里今天的天阴沉沉的，天空如同一块白得发灰的过期的面包。白天的日光顺着窗帘的那条缝隙漏进他的房间，照在他身边躺着的人身上。那人咕哝了一声，翻了个身，用手臂遮住眼睛和半张脸。
十六岁，纳瓦斯鬼使神差地想到亚马尔的年龄，身边这个人多大？十八岁？二十岁？现在的年轻人令老一辈无法想象，他们可以同他一样是害怕轰炸祈祷自己能活下来的受害者，也可以是拿起枪驾驶着轰炸机的屠夫。昨天晚上他在街头遇见这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时没有看清他的脸，只听见了对方和自己一样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口音，于是他便答应了下来。这不怪他，整个马德里的路灯几乎都坏了，到了晚上就是漆黑一片，人们同几千年前的原始人一般用天上的月亮和稀疏的星光来照明。
身边的人翻了个身，也睁开眼睛坐了起来，俯下身去床下捡起昨晚随意丢在那的军装。弗朗哥的年轻西班牙士兵，长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纳瓦斯粗略地扫了那身衣服一眼，白色的军装属于摩洛哥的阿拉伯雇佣军军团，西班牙的都是红色帽子搭配黄色或者灰色上衣，加上一条深绿色的裤子，晕染的颜色仿佛在染坊的大染缸里同石灰水浸泡了三天三夜。年轻的士兵胸前没什么荣誉勋章，说不定几个月前才为了那一个月十几比塞塔的工资加入了军队，手也才头一回摸上手枪。十几岁的孩子不该上战场，纳瓦斯想，死神实在是太贪婪年轻人的鲜血了些，就连匈牙利的德古拉吸血鬼伯爵都只能甘拜下风。那孩子把衣服穿好，脚蹬进黑色的防水军靴里，低头往裤腰上系上一条带着黄铜扣子的牛皮腰带。那裤子对他而言太过肥大了，也许它的上一个主人是个四十岁啤酒肚的将军，但是在战场上被国际纵队的士兵给勇敢击毙，裤子被扒了下来。纳瓦斯想到这不由得笑了一声，那孩子听见笑声抬起头来，一双澄澈的大眼睛望着他。
“你在害怕空袭吗？”那孩子问，指了指窗外，弗朗哥的战斗机群刚飞走不多时，嗡嗡的轰鸣声仿若还在这房间的四面墙之间盘旋，“那些飞机，它们是去巴塞罗那的。”
那孩子说着，故意压低了声音，像是在说一件顶级机密，眼睛里却闪着些骄傲炫耀的光，似乎为自己能知晓这件事而感到得意，感到自己的地位其实举足轻重，“加泰人不肯投降，所以弗朗哥很生气，很生气……他决心要清算所有第二共和国的支持者。”
纳瓦斯听了，又笑了一声，果然如此，他想，年轻人的通病，你不能指望从一个愣头青小孩那获取什么真的有用的信息。年轻人是藏不住秘密的，再微不足道的事他们也要嚷嚷地全世界都知道，以此来获得所有人的关注或吹捧或掌声。所以没人会真的放心把机密告诉给年轻人。那士兵从军装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被压得扁扁的烟盒，掏出里面的最后一根烟递给纳瓦斯，但是被纳瓦斯拒绝了，于是便自己点上。似乎被纳瓦斯的那声冷笑轻视让他感到不服气，他吸了一口烟之后很大声地说，“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是我们小队的中尉！弗朗哥说过，一个叛徒他都不会放过！”
“我爷爷以前就是西班牙的军人，在菲律宾打过仗！我们家世代从军，我不会说谎！”为了证明自己的话的可信度，他挺直了胸膛，直视着纳瓦斯的那双青梅色的眼睛。他说话急切，想要获得眼前人的认可，甚至为此呛了一口烟进去，连续地咳嗽。
纳瓦斯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帮他顺着气，语气又恢复他一如既往的温柔了，仿若先前的刀子一样的笑声是早起时脑子不清醒产生的幻觉，“我知道，我知道你不会说谎，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纳瓦斯想，感觉自己像是在哄孩子，弗朗哥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叛徒，这件事连街头的三岁小孩都知道。不过小队的中尉？又有年轻稚嫩的孩子当中尉了？他的眼睛发直，目光越过这弯下腰咳嗽的孩子和窗户外的灰蒙蒙的建筑，一下子看到曾经的塞维利亚去。那时他也曾见过一位年轻的中尉，他刻意不愿意去回忆的记忆似乎在一瞬间破土而出，像是长势太快的树枝抽出新芽，由春日冰河的溃裂中新生，在他的脑海里肆虐生长，而他根本来不及再去挥舞斧头砍断它们。他记起来了，他从小到大最要好的玩伴，塞尔吉奥，带着他去参加吉卜赛人的宴会的塞尔吉奥，和他夏天在瓜达尔基维尔河里游泳的塞尔吉奥，穿着第二共和国的军装的中尉塞尔吉奥。是塞尔吉奥最先指着胸前军装上共和国的三色旗，告诉他这金红紫三色代表着民主与自由。后来战争来了，塞尔吉奥总是来去匆匆，紧锁的眉间裹挟着焦头烂额的军情与机密。对方不说，他也就不便过问。直到某一天，塞尔吉奥突然请他去家附近的酒馆喝上一杯，借着酒劲，塞尔吉奥问他，“赫苏斯，你以后可以为我收尸吗？”
塞尔吉奥被弗朗哥的军队拖走的早上也是这样一个灰蒙蒙的天，他的邻居最先听说了消息，之后疯狂地来砸他的门。他甚至连鞋都来不及穿，随意披了件白色的外套便跑了出去，那白色的衣角在他的身后飘扬，仿佛天使的白色翅膀。可是他能跑去哪呢？他迷茫地环顾四周，四下里万籁俱寂，他只能听见远处的高墙后面传来的几声枪响，砰！——惊飞了橘子树上的几只鸽子，然后过了几秒钟，又是一声，砰！枪声在空荡荡的塞维利亚的街道上回荡，路边还在打盹的马车夫从脸上盖住的帽子下睁开只眼睛看一看，又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马儿摇着尾巴在马嚼子下无声地嘟哝。只有他，手足无措地站在十字路口的马路中央，早上的风一吹，他才终于觉着浑身发冷。他该哭吗？纳瓦斯迷茫地想，该哭什么？塞尔吉奥死了？就这么死了？他一张嘴，清晨的冷风就呜呜地往他的肺部里倒灌。于是他一个音节也发不出，赤裸的双脚一步一步，麻木地踩过水泥柏油路面上粗糙不平的碎石头与沙砾与玻璃渣子，朝着河边走去。他柔软的脚心被什么尖锐的石子扎破了，淌着血，像灰姑娘那童话里狠心切掉自己脚趾头或者脚后跟的继母的女儿们，他身后的路面上便留下了两行蜿蜒的血迹。直到河边他才坐了下来，这是塞维利亚的母亲河，他与塞尔吉奥在此处一起长大，如双生子般，从未想过分离。直到他习惯性地把双脚浸泡进冰冷的河水里，那细细密密的新鲜的伤口接触水时所产生的物理的刺痛让他一哆嗦，被冻结住的疼痛终于蔓延到四肢百骸，他这才流下泪哭出声来。
我得走了，他想，我得离开塞维利亚了，他跟自己说，这里已经不是我和塞尔吉奥曾经热爱的那片土地。至于塞尔吉奥的尸体？到现在也没有人能找到，死了太多人了，人们把他们都胡乱埋在一起，肉身腐烂后他们的骨骼便交织缠绕，一起归于尘土，又像是蜜蜂的蜂巢，层层叠叠，没人能分开。
年轻的士兵已经整装待发，他便从那士兵手里要下来了那空空的烟盒，他买不到纸，只能在烟盒背面的硬纸板勉强誊抄些东西，也许是费德里科·洛尔迦的几行诗句。他不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少时同塞尔吉奥一块逃课，学校的作业总能找到一千种不同的理由不交，更枉论去读诗歌了。他在离开塞维利亚之后才听说了洛尔迦的名字，和塞尔吉奥一样的斗士，一样的安达卢西亚人，一样在战争开始之时便被弗朗哥的军队逮捕处死，一样尸骨无存。
塞尔吉奥没有留给他什么东西，这中尉的公寓被军队查封了，也许希冀着能在里面翻出些国际纵队的军事机密出来。他离开塞维利亚时又匆匆忙忙，连自己床上的毛绒小熊都没有带上，于是他想念塞尔吉奥时，就只能抄几行洛尔迦的诗，之后也许烧了，也许团成一团塞进他睡的床的空心的铁床杆里。那里面全是些废弃的纸条，没有价值，没有人会在意去查看。
他是在塞尔吉奥死的第二天离开塞维利亚的。他当时只想着离开自己的伤心地，随便到哪个地方去，他都无所谓，越远越好。所以他到了火车站后看着时刻表，说，“给我来一张最近发车的车票。”他就这样去了穆尔西亚。之后他一路辗转，从南往北，阿利坎特、萨拉曼卡、托莱多……战争的前线像鬼魅一样追随着他的脚步，三个月后他在马德里落脚，几乎花光了自己带着的所有钱。为了能活下去，他几乎什么都做过。在餐厅当服务员，在酒吧当招待，被喝醉酒的醉汉又摸手又摸屁股，到了凌晨四点酒吧散场的时候，他得等所有人都散了，才独自一个人因为陪了太多酒而在厕所隔间里抱着马桶呕吐，需要用冷水泼在额头上缓解醉酒的疼痛，才能勉强支撑着走出酒吧去。那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现在他只能回想起来疼痛和鲜血。他隐隐约约记得有一回，血甚至顺着他的大腿根流下来，那红色的印记仿佛在腿上划出一条红色的沟壑——摩西分海一样，将两边的肉分开。但是之后还发生了什么他就记不清楚了，他只记得后面遇见了塞尔吉奥昔日的同僚们，共和军的人。他们帮助了他，给了他钱，帮他处理伤口，因为他们说他们需要他的帮忙，需要有人能帮忙刺探弗朗哥的长枪党与国民军的情报。
那士兵往他的手心放了好几个比塞塔硬币，足够他一两天的开支，然后握住他的手，凑上来在他的脸上亲一口，又贪得无厌，再亲一口。刚刮的青色的胡茬刮擦着他的脸，他感觉又痒又涩，一阵不舒服，鸡皮疙瘩爬上他的手臂。亲吻和拥抱是比上床更亲密的事，他只同意了和别人上床，没同意做这些人的情人。于是他抗拒地往后甩开那士兵的手，“你得走了，”他说，再过不了多久，窗外就会飘来太阳门广场的军乐，士兵们每一日的例行检阅，然后是鸣枪，另一次的鸣枪声，最后的战争动员。从进入二十世纪开始，西班牙的枪声和流血就从未停歇。
“我下次还能来找你吗？”那个士兵娇纵地说，“我叫费尔明，费尔明·洛佩斯。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你得走了。”他又重复了一遍，他觉得自己老了，上了年纪的人对年轻人热烈肆意的追求总是惶恐逃避，更何况他没有什么想跟弗朗哥的士兵缠在一起的心思，这会给他本就不平静的生活带来更多麻烦，“你要是再不走，你的上级会因为迟到惩罚你。”
“我会活着从战场上下来的！我保证！到时候会再来找你！”费尔明雀跃鼓舞地说着，这才踩着他卧室门口那破碎而嘎吱作响的楼梯一路下去，到街上不见了。
***
他等费尔明的身影彻底消失，才缓缓地从楼梯上也走下来。他在这贫民窟里住了三年，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一个面向外面街道的小房间，楼下的天井却是这一栋楼里二十余户住户所共有的。在这三年里，他冷眼看着别的租户们来了又去，有逃难逃跑的，也有因逃难而来的，每个人背后似乎都有一个幽深隐秘的过去。只有孩子在不断的出生，无论境地何等糟糕，人们似乎都不忘记生孩子，每一天都能听见婴儿的撕心裂肺的哭声传来，“对不起，打扰到你们了”，有的年轻的没有经验的母亲便会红着脸低声下气地给他们道歉，“是孩子饿了，”但是母亲贫瘠的乳房里挤不出一点奶水，成年人也没有足够的饭吃，城里的饥荒还在继续，除了军队，没人能吃饱饭。
也因此，他自认自己过得还算不错。起码每天能够果腹，甚至余下一些钱去给自己再添置些廉价的首饰和衣服。他站街总是更乐意接待些军队的人，因为他们更有钱，出手够阔绰，从不赊账赖账，甚至还会多给些。有些人因此总看他格外不爽。他们会骂他是和弗朗哥的军队走得近的走狗与婊子，还有人发誓说总有一天要杀了他，说他丢了塞尔吉奥的脸。亚马尔那个孩子，毕竟年轻，每每听到这样的话就气血上涌，总想和那些说话的人打一架为他出气，每次还要他劝住，叫这孩子不要同那些逞口舌之快的人一般见识。让他们说去吧，他总是这么说，清者自清，我知道我是谁，我问心无愧。
早上的天井光线昏暗，今天不是晴天，没有太阳，也就没有足够的光。天井的地面凹凸不平，地砖被挖掉了大半，也许是破碎了，也许是被变卖了换钱，总之裸露出底下的水泥地和泥土来，但是仅存的地砖上鲜艳的颜料表明这里曾经也该是个奢华的宅邸，因为一系列的变故而沦落成了这城市里藏污纳垢的贫民窟中最不起眼的一座。天井的那头挂着前后几条晾衣线，廉价的带着香料的洗衣粉的味道充斥着这个昏暗的小空间。最靠近他的那条线上的深色床单还在往下滴水，是母亲刚洗好的昨天晚上尿床的孩子的床单。再往后一点，是一些破烂的衣服，不知道被浣洗了多少次，皱成一团的布料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再往后，最靠近另一边的楼梯口的则是一些颜色鲜艳的刚染好的布料，这是来自门口转角那家裁缝店的东西，亚马尔在那家裁缝店当帮工，这应该是他染上的。
纳瓦斯轻轻地坐在天井旁的一把椅子上，又是新的一天，而他不知道这一天会发生什么。他的工作时间通常是在晚上天黑的时候，而到了白天，如果他的那些国民军的地下“朋友”们没有联络他，他便只能无所事事地待在这。也许我该出门去多转转……他想，亚马尔总是盛情邀请他去城里逛逛，但是对他而言这没什么可看的，城里的建筑倒塌了大半，没有倒塌的上面都挂上了弗朗哥的双头鹰旗帜。他对那面旗帜仍旧心存着本能的抵触——创伤反应，他认为原因如此。
我现在和那位邻居老太太没有什么两样了，纳瓦斯自嘲般地想，他们都一样被困在此地，不得出门去。那个老太太刚死的时候，尸体就被摆放在这个天井里，摆放了好几天，却都因为战争，没有办法把棺材运进来。纳瓦斯一开始会留心观察那具尸体上的变化，看着她的身体一点点变僵硬，面部一点点变白，白得像一尊雕塑，塞尔吉奥死后也是这样的吗？他那时想，花很多时间坐在那尸体对面，盯着那老太太的脸想象着。不过塞尔吉奥的表情不会这么安详，纳瓦斯随即想，那颗子弹会打在哪呢？心脏吗？还是太阳穴？额角上应该会有深红色的干涸的血迹，在脸上晕染不开，最后毁掉大半张脸。但是接下来几天尸体开始长出尸斑，青黑色的点，像是发霉的面包，这时他就没法想下去了，他没法想象塞尔吉奥的尸体一点一点腐烂的样子，先是那一双眼珠子，然后是皮肤，然后是被一点一点消解掉的内脏，最后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像是万圣节的道具的骨架，被白蚁啃噬，被土壤掩埋，被融于地下，从此无迹可寻。他因此在那个老太太的尸体下葬前拒绝再下楼，亚马尔便每天都过来陪着他。后面那个老太的尸体终于在一个雨天被装进了棺材里搬了出去，亚马尔说他们计划把她埋葬在郊区一座小教堂的穷人墓地里，用树枝做一个十字架立起来，因为他们太穷了，付不起额外的做一个墓碑的费用。更何况，他们没人知道那个老太太叫什么。他那天从窗户口望出去，看见三十几个人的送葬队伍，难以想象贫民窟里一半的人都来了。那老太太的尸体被放在很狭窄的一个棕色木棺材里，原来人死后不过那么小那么轻，亚马尔和裁缝店店主的儿子尼科自告奋勇地去把棺材抬起来。他们在雨里要行走半个小时的路程，沿着这条路穿过去，走过转角的裁缝店，走过一个曾经开满咖啡厅与餐馆的广场，穿过一个奢华的大礼拜堂，走过再往前的一家昔日繁华如今却被责令强制查封的书店，还要再往前走，往前走去。
这时他听见楼梯嘎吱作响的声音，有人下楼来了。纳瓦斯抬起头来，透过搭在晾衣线上的层层叠叠的衣服与床单，他看见亚马尔的脑袋从后面探出来，“赫苏斯？你一个人在这吗？”
“怎么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该不该告诉你，但是……”亚马尔在他面前的地面上盘腿坐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是欲言又止，“就在刚才，房东来了一趟。”
“房东？你是说卡瓦哈尔？”纳瓦斯立刻换了个更严肃的姿势坐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卡瓦哈尔是马德里的游骑兵，效忠于弗朗哥麾下，通常是值白班，要在天不亮的时候就起床离开。他独自一个人居住在这栋楼的三楼，鲜少和他们这些贫穷的租客相来往，怎么会突然在上班期间赶回来？发生什么事了吗，纳瓦斯想，战争期间发生的事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
“对，”亚马尔点头，“他问我……”
“问你什么？”
亚马尔却没有直接回答纳瓦斯的问题，而是沉默了些许后换了个话题开口，“赫苏斯，我知道你的职业，你总是晚上出去招揽客人，然后在午夜的时候把他们给带回来。房子的墙壁不是很隔音，你知道的，所以我有时能听见。”
“拉明，如果我打扰到了你睡觉，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不，不是这个，赫苏斯。我没意见，真的，我完全理解，而且你是一个很棒很棒的邻居，至少你的房间里从不会传出争吵或者打架的声音。更何况你总是很照顾我，我非常非常感谢你的照顾，真的，你是我很好的朋友。”
“到底发生什么了，拉明？”纳瓦斯越来越搞不懂这些孩子了，为什么总喜欢把事情说的神神秘秘、吞吞吐吐？
“但是我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赫苏斯，你知道的，在裁缝店里，他们每天要求我蹲下起立几千次，只为了捡干净掉在地上的银针的针头。我的膝盖因此疼得受不了，我舍不得用药店的止疼药，所以只能忍着。赫苏斯，我想说的是，所以我知道一些可能这里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你会在你的客人睡着后，偷偷下楼溜出去。”
“拉明，我只是，我也只是睡不着而已。”纳瓦斯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像是有人把舞台上的强光打在了他脸上一样，他双手绞着自己裤子上的布料，一颗心怦怦直跳。
亚马尔却没有理会他的辩白，只是自顾自地说下去，“卡瓦哈尔今天来的时候，他问我，‘赫苏斯·纳瓦斯是不是在晚上总会偷偷地出去’？”
“拉明——”
“你放心，赫苏斯，我没跟他说实话。我撒谎了，我说你没有。他问我确定吗，我说我很确定，我对上帝发誓，你没有这么做过，因为只要你下楼梯就一定会发出声音，但是我从没在凌晨听见过下楼梯的响声。”
纳瓦斯张了张嘴，但是他却说不出话。卡瓦哈尔注意到了，他想，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他在塞尔吉奥死了之后就加入了国际纵队和第二共和国的流亡政府，在马德里卧底为他们做些事，传递些消息，通常在晚上出去和组织里的别的一些卧底碰头，借着夜色当掩护。但是这很危险，他认识的第一批成员差不多在几个月后就都被逮捕或死亡或者被消失了，还有些被盯上的，就会被别的成员帮助坐船逃到美洲去。他把这一切都处理得妥当而又小心，在马德里蛰伏了快三年，但是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他想，费尔明·洛佩斯那小子说的废话倒真有些信息在里面，战争已经到了收尾阶段，弗朗哥即将胜利，要清算所有人了，那自然包括他们这些躲在对方眼皮子底下的卧底与叛徒。
卡瓦哈尔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也是军队里的臂膀。他不会无缘无故地询问这个问题，他一定是开始怀疑我了，纳瓦斯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拉明，我、我现在有点事，我想——”于是他从椅子上突兀地站起来，差点把椅子给一把带翻。大脑里的红色警报嗡嗡作响，以至于一时间语无伦次，不知道该先说什么。我得去告诉组织这里发生的事，他们会安排之后的一切，把我带走，带我逃离，从马德里坐火车去个什么港口城市然后坐船离开，也许是塞维利亚，也许是阿利坎特，从此不再回到西班牙——谁知道？
“拉明，我想谢谢你。”他最后看了眼那个十六岁的男孩，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开始给自己挑选起出门要穿的衣服。他选了条黑色的头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寡妇的模样。战争开始后马德里城里的寡妇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很多不过十来岁的少女，带着一个嗷嗷哭喊的孩子。因此他走在街上也不会被任何人注意到。更何况，塞尔吉奥已经死了，说自己是寡妇倒也不算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