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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窗窗框里投下的细柱状的影子一点点移过去，抵达座椅边缘，形成了斜斜的光柱，像一把金叉的尖齿，在我的脸上产生又刺又痒的感觉。我伸手拉下了面前的遮光板。肠胃的饥饿和这恼人的光线合在一起让人烦躁。可这是必须做的事，逊尼三角洲不是你会想派一个通晓阿拉伯语的美国专家去的地方。除非这位美国人有意识体的不死体质。多方便，比送去一架无人机更保险。
我拎着一只棕色的皮包钻进车里。货车的四周盖着装甲。一年多前，人们穿过这条街道的时候还只需要花一点钱就可以租一辆摆渡车。现在每一辆行驶的车辆都配有防弹玻璃和护卫队，并向来者索要一千美元赔偿。但我没有坐在这样的“安全出租车”里。这是一辆美国大使馆的专用防爆小货车。在门关上、我还没坐稳的那一刻，车子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快地向远方奔去，速度快得骇人。
我唯一的伴侣是前座的司机。炎热的天气里，他仍然穿着厚重的防弹衣，那股橡胶的淡淡气味很快被四周浓烈的汽油和发酵的垃圾的味道很快稀释得无影无踪了。他没有认出我。“你一个人是要去哪里？”他问。
“费卢杰。”我说。
“去费卢杰！”他惊叹道。“那是全世界对美国人最不安全的地方了。”
费卢杰最安全的时候是美军刚刚打下巴格达的一个月。就像奥萨玛·本·拉登在“9/11”后吹嘘的那样：当人们看到一匹强壮的和一匹虚弱的马，他们本能地会喜欢那匹强壮的马。当时美国战争机器的神话还留在人们的脑子里。之后一年里一切都变了。
我推开那餐厅的门时铃铛微弱地响了一下，像是刚刚被发出就被捂住了嘴巴的一声尖叫。迎面而来的是一股因为缺乏空气流通和通风设施而产生的陈旧难闻的气息，混合着油脂的香气。这餐厅里面聚集着的全是逊尼派人，我走进去的时候，房间一下子沉寂了下来，人们都扭过来看我的眼睛。我看不懂这些伊拉克人的表情。他们陌生得仿佛人们发笑或者皱眉都用的是另一种语言似的。
我倒是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扭头注视着我，好像我是什么电影现场的主角一样。我是房间里唯一一个西方人，也没有费心思去掩盖这一点：如果你是邪恶的“异教徒”和“殖民者”，那至少也该看起来真的像那么回事。我厌烦在伊拉克的美国记者的样子，他们看起来要么像退伍老兵，要么像连续一周都睡在巴扎的后院里。这就是为什么此刻我穿着华盛顿的笔挺西装和领带，袖扣则闪闪发光。我也没费心去掩盖自己的金发和蓝眼睛。在角落里落座后，我点了一份叫做“综合烧烤”的东西——其实只是一只口感比我的领带还糟的烤鸡。我用刀叉精细地把盘子里的东西切成小块。人们用不同的目光偷偷看我，一些显然是阴郁而憎恨的（surly and resentful），而另一些则复杂些，似乎半是警惕（wary），半是对这个大摇大摆的西方人感到有趣。我装作对这一切毫不察觉。一台挂在高处的黑白闪烁的电视机正播放着阿拉伯语节目。或许是出于对我的礼貌，又或许出于讽刺，吧台后面的服务员抓起遥控器调到了BBC。专注报道哈里发（Behind Broadcasting Caliphate）和反美主义。英语播报员声音像水池上的涟漪那样传过我身边：又有多少美军伤亡？多少伊拉克平民？美占伊拉克正发生新一轮暴乱。
一年前。人群欢呼和尖叫。美国！美国！美国！他们唱着，星条旗高高地飘扬在空中，像盖住一动不动的死人那样盖在萨达姆·侯赛因的脸上。那雕像以很不体面的姿态从膝盖处断成两截，缓缓倒在底座上。我才发现它是空心的。内部折断的支撑柱向天空突出，使人想起坟里的骸骨。
我谛听着房间里的响动。异教徒的到来像扬起尘土一样地搅醒了阴影，接着尘土又轻轻地沉淀下来。人们重新开始移动。门外有交谈声，我盯着盘子没有抬头。大多数人犹疑地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徘徊，但是其中的一位像是对气氛毫无察觉似的，直接走到了我的身边拉开了那把紧挨着的椅子。这不合寻常的举动让我抬起眼往侧面看了一眼，然后我突然什么都不想了；我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
“你好。”我旁边的人冲我笑了笑。他挥手要来了菜单，点了一份和我一样的食物。
我原地盯着他看。我很愿意相信自己在做梦，但我没有。这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连同阿布·穆萨卜·扎卡维一同让许多美国情报人员再熟悉不过的一张面孔。当他偶尔出现在美军无人机捕捉到的照片里时，大家常惊讶于他外表的平凡——黑色的帽子，和黑色的忍者一样的裤子。只有肩上绿油油的子弹带有一点色彩。另一些时候，他所出现的情景则让人完全忘记了这些。
“我们的联合象征着教众的力量，同样也为扫除安拉的敌人。我们要让他们土崩瓦解。我们要夺回被他们窃走的权力。我们要在大地之上重建宗教的秩序。”当他张开双手宣扬「异教徒」的惨死时，他的观众会长长地出一口气，发出一阵惊叹和感动的声音。
我多么希望我们第一次在实时无人机摄像头里见到他的时候，有导弹瞄准他的方向，而我的手会按在发射按钮上。我说。
伊拉克的逊尼派极端组织，如今他称呼自己为“团结与圣战协会”（al-Tawhid wal-Jihad）。和通常柔和的棕褐色不同，他的眼睛是几乎纯黑的颜色，那照耀不透的阴影以几乎察觉不出的速度移动着，一点点爬进阳光里，逼得所有的光明往后退却。马太说：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
在这里见到你我很高兴，他说，慢条斯理地切割盘子里的食物，我从侧面瞧着他的动作。
“可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看起来并不惊讶。”我说。
“彼此彼此。”他说。这让我想到，这幅毫不畏惧的派头多少有些古怪。他应该很清楚美军有多想置其于死地。
我以为你应当表现得更害怕些。我想这话未免显得太软弱了。但我还是说：“你不担心我在这里杀了你吗？”
他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一动不动地端详着我，似乎感情颇为惊讶。“我倒确实不担心。如果你宁愿相信扎卡里亚·穆萨维‘悲惨的童年’给他带来了‘心理创伤’，并因此给予他宽恕，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对我？我不值得‘公正的审判’吗？你不同情我吗？”
「美国，是你输了。」扎卡里亚·穆萨维说，在他被法庭宣布判处无期而非死刑的时候。十二位大法官中的九位认为，他把飞机撞向大楼是因为「不幸的童年」和它带来的心理创伤。照这种说法，所有自杀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都有心理创伤，毕竟，说到底他们想要自杀。你个蠢货
在周遭的空气中有一样可怕的东西，黑夜里有时候我可以看到它露出牙齿对我狞笑，它在人群里透过人们的脸对我狞笑，但它忽然消失不见了，消失不见让它变得更加可怕
英国说，如果你要向我抱怨你看到的恶魔，仿佛你还是个因为做噩梦而啼哭不止的小孩，那至少把话说得清楚些。我正心烦意乱地在他面前来回踱步，这是伊拉克战争爆发的两个月前，支持战争的人认为，扎卡维和他的伊斯兰护卫军正在酝酿比两年前的那个难忘的周二更大的威胁，而反对者则声称一场战争会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我说，我不知道恶魔长什么样。但他存在于我们之间。
这会彻底颠覆中东的现状（status quo），一个我们都不能承受的代价。
「现状」的重要性被高估了。它只是拉丁文的「我们正身处的麻烦」（The mess we are in）的意思。我说，欧洲似乎十分乐意用享乐、福利国家和丁克主义将自己的文明拱手让给伊斯兰主义。但英国是另一回事。我本来期待你能做得更好。
他被我的话激怒了。我才是那个在海湾行动后和你一起因为维和行动被联合国制裁的，他冷冰冰地说，你不能因为别人反对你随便哪个搅乱全世界的举动就指责对方。这不是背叛。
噢，你没有背叛我，因为你忙着毁灭自己，这是你力所能及之处能做到的对我最大的伤害，而且不用担心，西方不久就不剩下什么能让我「指责」的了。我尖刻地说。没有任何行动的话，很快我们就都会生活在沙里亚教法之下，每年缴纳吉兹亚了，这还是我们比较幸运的话。庆祝能够生活在星月旗下的幸福吧
他放下左手的叉子，然后单手解开我端正放在桌子上的手腕上的袖扣。我任由他的手指将熨烫平整的衬衫袖子拨开，沿着我的手腕一路向上，枪械带来的茧子摩擦在我小臂内侧，在微凉的皮肤上引起一阵颤栗。他保持着放松的微笑。他的手紧贴在我的臂弯之间，陷进血肉里。我不舒服地扭动了一下，但是并未试图阻止他，像是一尊凝固的石像。就像是在过去的大多数时间里的西方世界面对“极端伊斯兰主义”时所做的那样：我们选择什么都没做。一个“富裕而强大”的文明总是这样对待一个“落后而弱小”的文明的：居高临下，带着种莫名其妙的自怜自傲派头。可在什么意义上西方是“强大”的？
「现状」的重要性被高估了。我重复了一遍。它只是暗流涌动的河上的一层浮冰。保持「现状」就是在等待事情无法挽回。
“我可以在此时此刻毁灭你。”我轻柔地提示道。“我只是不确定自己是否需要这么做。美军的坦克就停留在距离这里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无人机此刻正在我们头顶盘旋。倘若你在我身上轻举妄动，你会为此后悔的。”
他歪歪头，表情既清白无辜又胸襟坦荡，以至于这表情出现在他脸上时，我不由得瑟缩了一下。“我们的力量可能不及你的千万分之一。如果你说这家餐厅里也有一个你的情报机关事先装上的摄像头，我也不会怀疑。”他说。“但这和现在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下一秒用刀割开你的喉咙，谁又能来阻止我呢？”
割断脖子上的动脉和气管只需一秒。斯科特·海温斯顿停止摸索，向前扑倒，从他脖子上切口处喷出喷溅而不打旋的血。他的脸上还带着惊讶的神情，好像以为在费卢杰，一辆属于美国平民、没有武装的卡车被伏击不可理喻似的。子弹将他和他同伴三人死去的躯体撕成碎片。之后，他们的尸体被在街上拖行很久很久，沿着布满尘土的道路上留下一条长长的红色印记。它们被投入火焰中灼烧，大块的残骸则被挂在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桥上供人拍摄和以舞蹈庆祝。那之后我亲自去了那座桥。剩下的只有斑斑点点的黑色血迹在提示着发生了什么，散发出死亡的气味与声音。我弯下腰，因为恶心而干呕。远方的某处有只鸟类啼叫起来，反反复复，声音发抖而凄凉。
我仿佛在空气里嗅到了那股燃烧尸骸的味道。那么你现在要这么做吗？我用眼睛问他。房间里那些用仇恨、复杂或者有趣的目光观察我们的人大概没有谁会提出意见。他们最大抗议也就是略微把脑袋转过去而已。他抓住了我的手腕把我一只手扣在桌面上。另一只手抬起来轻柔地摸触我的脸。拇指蹭过我的上唇。“你在发抖。” 他观察到。“你在害怕吗？”
我的一只手就自由地垂在身侧。在我腰间贴身的皮套里有一把随身携带的九毫米手枪。我完全可以把它抽出来，对准他的脑袋然后扣动扳机，子弹会精准地嵌入他的眉眼中心。他当然不会死，但是这足够阻止此刻发生的一切。如果我真的想要阻止他我早该做了。我好像突然患上了拖延的毛病，可但凡不是个死人，哪怕是白痴也会在被火烫到时条件反射地把手缩回来呢。甚至此刻保持不动比采取行动需要更多力气。
他的手指顶开我的嘴唇分开它们，指尖伸进我的嘴里。我温顺地一动不动，下颌松弛地呆在原地。等他松手的时候，那些手指离开我的口腔，转而插进我的金发残酷地拉扯，这让我发出一声吃痛的嘶声，当他向前倾身亲吻我的时候，这一微不道的反抗也被吞没在我们的唇齿接触之间了。他靠近的呼吸充满了强烈的火药和死亡的气味，这气味使我想起了那座悬挂尸体的桥，我看着血慢慢浸透了桥下橘色的沙地。在远处，鸟类的啼叫声清脆、悲伤、反反复复。
我怀念一座被玫瑰装饰的教堂。玫瑰有纯真而圣洁的香味，教堂尖顶像一柄剑那样刺向天空。我跪在自己的膝盖上，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父亲请饶恕我可能即将犯下的罪。即使我已尽力在任何时刻都保持清醒，但我无法不去想那钟摆始终在摇晃，咔咔作响，用时间把一切都成为沾染着过去的让人厌恶的东西。
当他松开我的时候，他的表情看起来像是早就预料到了我的不抵抗。 他拿出绳子，用眼神询问我，而我用沉默回答可以，或者至少没有回答不可以，于是他就分开我的双手，把它们分别抬起到和我眼睛平齐的高度，和我身后墙上的一条木质的横梁绑在一起，这期间我随着他的动作配合地抬高手腕，他把绳子缠在小臂和木头之间用力抽紧。现在我的上半身保持着一个直挺挺的姿势，略微抬起脑袋，低垂下颏，姿势使我想起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人形，留下一种柔和并回味无穷的邀约、消失的许诺和秘而不宣的确认。
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他是被钟表的齿轮的喀嚓喀嚓声折磨死的。就像西方文明不会被极端伊斯兰主义「灭亡」。我们忙着陶醉在康德秩序里自杀呢。
因为欧洲已经失去了道德指南。神父对我说，我们的创造的无神论不是闲散的怀疑主义，而是歇斯底里地集体从上帝面前逃开，像被枪声惊吓的鸟——我们之间的这段对话发生在1948年，最糟糕的世纪里最糟糕的一年，名叫战争和死亡的骑士尚在欧罗巴大陆游荡，将影子投在惊慌失措的人脸上——不能只有人本主义。纯粹的人本主义就是反人本主义。
粗大的铁钉发出耀眼的、冷的金属气味，这气味使我想起了鲜血的气味，又想起装饰着玫瑰和彩色绉纸饰带的教堂，它们同样散发着这种铁锈一样的味道。几十年前，人们还会拿出一件沾着血迹的布料声称是耶稣基督的血。
这是专为你准备的，希望你喜欢，他说，在那铁钉尖的一头被扎进我手腕的时候我用力地牙齿咬住嘴唇。我不想尖叫出声。那金属的气味从周围的空气中钻进我的嘴里。但我很快就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是叫出声了，或许有，或许我刚刚有几秒完全晕了过去。我一直不是个喜欢疼痛的人，我宁愿滥用止痛药也不想忍受疼痛。有人认为滥用止痛药是美国人活得太短的原因之一。左手腕的酷刑结束了，现在是另一边。我被贯穿的手因为疼痛痉挛抽搐起来。周围都是浓得化不开的金属的味道。“你的反应太夸张了。如果你更加习惯战场的话，这并没有那么痛。”他说。不习惯战场可不是人们描述美国时会想到的词。
他一只手去捂我的嘴，我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那挤进我嘴里的东西是什么。匕首的刀背撑开口腔，牙齿磕在光滑的刀刃上发出一声脆响。他转动手腕的时候，刀尖的一面在我嘴巴里划出一道细长的痕迹，我尝到了自己血液的味道。他的另一只手按压我那被钉在墙上的手腕伤口，从皮肤和金属之间的缝隙残酷地挤出血液。我屏住呼吸努力保持一动不动，口水从他的指间流出来，和眼泪混合在一起乱七八糟地沾湿了我的下巴和脸颊。他眼睛望着我，手里拿着那把匕首。“你想要我把你的舌头割掉吗？这样你就永远不能叫了。”要是我的舌头被割掉了我就没办法说出那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了。可我没法点头也没法摇头，更没发给出任何一个字的回答。但片刻之后他还是松开了我，抽出了那把匕首。我立刻紧紧闭上了嘴，但有几秒钟还是屏着呼吸，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竟还能做这件事似的。
他的手指离开我手腕上的伤口，转而去松开我的领带和衬衫的前几颗扣子，弄皱那原本系得整整齐齐的布料。就好像他对整齐和秩序有种发自内心的厌恶，倒完全不是为了色情或者观赏的目的。当他拇指上的血迹蹭过我眼珠下方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还没有停止哭泣，泪水颤抖着往下流淌，留下发烧似的忽冷忽热的感觉。绳子和铁钉拉扯着我的手臂让我感到有些呼吸困难。但最糟的还是钉子穿过手腕。这真的太痛了折磨神经的感觉简直能够让人发疯或许截肢都比这更容易忍受一些。
他的双手扣在我的膝盖那块凸起的骨头上，拨开西装外套的下摆。在触碰到我的腰间的时候动作停顿了一下，像是有些惊讶，然后抽出了那把手枪。他缓慢展示似的将它举到空中，平放在桌面上。那双眼睛盯着我看。
“如果你不计划开枪的话，或许该把它留在家里。”他说。
“如果我计划开枪的话，你现在已经不再活着了。”我说。我的气声如此沙哑，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眨眨眼。“确实如此。”他说。“但真正值一百万美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不愿和不能之间并没有区别。如果我们能做出那些可怕的事，可是我们压根不能作出那些可怕的事，这和它们可不可能没有关系，和飞机军舰的数量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能作出那些可怕的事，但愿如此
他说：“你声称这是人道主义。但你只是做不到。”他猫一样亲密地用鼻尖蹭了蹭我。他的双手还紧紧扣在我的膝盖上，在朦朦胧胧的光线里靠近我的脸。我努力仰头去看他。我的心脏在砰砰地很快地跳着，他的一只手仍然抓着我的膝盖，另一只手沿着我的手臂一点点向上推直到抵达我的咽喉。他把手指轻轻地放在那里。我的心跳像擂鼓似的在我的咽喉处跳跃着。我的血不断地向上涌动血不断地流淌。流了很久，穿过我被刺穿的手腕。这真的太痛了我什么都没有在想
哪怕摧毁再多的战舰和坦克，敌人仍认为你就像那尊被推倒的萨达姆雕像。外表被一层坚硬的钢铁保护——美国强大的军队——内心则空荡荡。
他的手指仅仅是贴在那里没有用力，我却感到自己在窒息，使劲呼吸才能把空气吸进肺里。“你想掐死我吗？”我问他。
“你想让我这么做吗？”
“我不知道。”我诚实地说。他轻哼了一声。膝盖挤进我的双腿间使我分开它们，一面伸手去解我的皮带。我往后退缩了一下想并拢双腿，但他放在我咽喉周围的那只手掐住了我的脖颈，于是我犹豫起来，最后顺从地听由他动作，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一股凉意爬上我裸露在空气中的皮肤。“噢！”他惊讶地停下动作。“你是女人。”他陈述说。他的手摸到我的双腿间，去抚摸那本不该存在在男性身体上的结构，一条湿润、狭窄的小缝。他的面孔上显出了一点阴郁的神色，破坏了原本那种心照不宣似的平静表情。那股凉意接着顺着我双腿之间向下溜，一根手指的指节试探地弯曲，探进那条逼仄的甬道。我被这突然的低温逼得颤抖了一下。“你应该戴头巾出门的。”
人们说，妇女对罪恶自有一种亲和力，哪怕在关乎她们自己时也是如此。她们是靠不住的生物。看到罪恶她们就忍不住去采集它，如同蜜蜂无法抵御一朵盛开的花的诱惑那样。许多从意大利和爱尔兰的穷乡僻壤逃到美国的欧洲人也穿戴头巾。我在郊区见到这些妇女，她们手里攥着垃圾袋似的行李，另一只手抓着布料的两角。在美国倒是从未见过有人将全部头脸和手都遮住的。
女人容易便偏离那条真主为她们设计好的笔直而狭窄的路。当她们自愿犯罪而堕落时，她们的父亲、兄弟和丈夫有权行使他们荣誉谋杀（honor killing）的权力。他的嗓音柔和。我曾经目睹一位信徒开枪杀死自己的前妻，因为她在离开她的丈夫之后嫁给了一个异教徒；她既选择背叛，就该坦诚接受惩罚的命运。他以一种冷漠、平静的目光打量着我，神情中充满了对那女人居高临下的厌恶之情。
“我希望谋杀者得到了法律的审判。”我说。
“对民主法律的遵行本身就是对一神教的背叛。”
我双腿间那股凉意消失了，像是一个幽灵钻进了活人的躯体。热烘烘的内里紧紧吞没了它，然后是又一根手指。那些艳红的内壁像是受惊的鸟那样直挺挺地愣在原地，不愿意做出一点迎合的姿态。在碰到他冷冰冰的手指时，它们只是干燥地紧贴着它摩擦，好像所有水分都被热气烤干了似的。他的手指尖深深扎进我的体内，指甲划伤柔软的血肉。疼痛起先是遥远的，仿佛只是温度略高于肉体，然后它变成了一种反复摩擦后滚烫发热的感觉。当他抽出手指的时候，滚烫的感觉却还留在我的身体内，它们彼此磨蹭，于是我意识到那高热的温度其实只是伤口破损带来的疼痛。我在流血，他的手指上沾着一层从内壁的伤口处挤出的血液，散发着淡淡的、温热的金属气味。你是处女吗？他问我。那些纯洁的处女，她们主动残害自己的身体，以禁绝所有的欲望和诱惑。就像那些操刀为尚未发育的少女实行割礼的人，那是家庭里德高望重的女性长辈。她们掌握了防止少女沉醉于放浪轻佻的堕落的义务。
他伸出手，把他手指上的、初夜落红似的血抹在我的脸上。我的腿紧贴着他的。我们的脸离得如此近，他靠近的呼吸充满了强烈的火药和死亡的气味，我在那座桥上也闻到了这股气味，那里悬挂着四个美国公民曾经的血肉，以及在他手掌上的来自我手腕上和我体内的鲜血那温热的热气。我向房间四周瞥了一眼。一张张目光专注、如同漂浮在水里的鱼一样苍白而模糊的面孔。一些显得冷漠而畏缩，双眼直勾勾地瞪着房间后面的什么东西，另一些则露出富有象征意义又神秘莫测的微笑。性与暴力是人群所热爱的永恒主题。阿塞姆·哈默德在因为计划炸毁纽约荷兰隧道（holland tunnel）被捕之前，倒全然不在乎与漂亮的北美异教徒女孩同床是否损害他的虔诚。你可以偷窃、抢劫、谋杀，只要以安拉之名和以战胜卡菲勒为目标。这件事实在滑稽，以至于我不由得微笑了一下。他并不惊讶地望着我，似乎早已看出我心里所想，并对我的迟钝表达讽刺似的。
刺痛像一层涂料一样附在我全身上。你若尝试过抓起一把很碎的玻璃的话，之后往手上抹碘酒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感觉。那些细小的碎片永远没办法从伤口里清除干净，因此你不得不忍受它，每一次碰到时都感到它嵌在那里。耶稣只需说你去罢你的信救了你了于是那人的周身就洁净了。我真希望现实也是这样。铁钉穿过手腕的时候我尖叫起来这痛楚实在难以忍受。他拉开那把放在桌子上的手枪的保险栓，把那冷冰冰的金属筒捅进我的身体里。那内部的软肉因为之前已经受伤而变得格外娇弱，它们在每一点轻微的外部刺激下抽搐着畏缩流血。在它顶到的地方，那里的肉体的感觉似乎就随之消失了，只剩下冷冰冰的和茫然的疼痛。现在那把手枪有棱有角又粗糙的外壳和它们相互摩擦着，润滑它们的只有血而没有别的什么液体。那温热的液体在从我身上流出来之前就已经发冷了，顺着大腿一直流到地毯上。呼吸变成失血，胳膊长久保持着抬起的姿势都让每一次把空气吸入肺里增加刻意的努力。我茫然地张开嘴，目光地盯着天花板，好像那个角落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似的。刺穿手腕的疼痛像庄严的钟声那样笼罩着我所有的感觉。这真的太痛了我宁愿被截肢也不想忍受它我没办法想别的任何事
他贴着那仍然插在我身体里的枪，把手按在我的阴部的时候我微弱地惊叫了一声，下意识地想要挣扎，但这愿望只持续了短短一瞬，很快我就耗尽了任何动作的愿望和力气。我直挺挺地呆在那，他的手指再一次落在我的腿间，一点点地触摸那缩在里面的肉粒。那条甬道变得湿润了些，当那把枪再次紧紧地捅进去的时候，它看起来也不那么像折磨了。在遥远而持续的痛苦和缺氧上叠加了一层快感。血液流动着像是有冷的杜松子酒在我的胃里燃烧，使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暖洋洋的情欲。这是我以为最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感受。一道光线从窗帘上方照射进来，在天花板上形成一片扇形的光亮。
他说：“在这种情形下你还可以兴奋起来，真令人惊奇。”这话使我感到一种古怪的羞愧。眼前天花板上悬挂的灯忽闪忽闪，像暴风雨夜的窗台前的一支蜡烛。这使我回忆起两百年前我还是个小孩时的一个暴风雨夜，我坐在窗边往外看一直到眼睛再也辨认不出什么。闪电也是这样一会照亮，一会熄灭。
你说你看到了恶魔
你可以在联合国反对我对伊拉克的提案。不妨碍亚丁阿比扬伊斯兰军还是选择炸飞法国油轮。我说。萨拉菲不是美国一人的问题。西方越早能够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文明之间生死存亡的挑战越好。真话伤人，是么？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那忽闪忽闪的光忽然停下了，我才意识到刚刚那闪光的黑暗部分只是我自己视野里的颜色，现在那些黑影像是潮水一样从两边退去了。他抽出水淋淋的手掌，在古怪的光线下我分不清这湿迹里有多少是血。松开我退后了一步。我的目光穿透他的脸，好像想从这活人似的景象里找出更准确的表述。他叹息了一声，发出一声嘲弄得几乎带着善意的感叹音，那双黝黑的眼睛回望着我，闪动着讽刺似的火光。
我们不愿承认。但事实是他并不介意杀的究竟是迪克·钱尼还是荷兰街头随便哪个嬉皮士。没有区别。都是异教徒。在两百年前的一个暴风雨夜，我凝视着滴滴答答的雨点一点点打湿墙面。西方虚构出来的故事像是被打湿的墙皮那样从事实上脱落。
他从剑鞘中抽出一把长长的匕首。他抓住我的金发。另一只手持刀
我创造了你吗
英国说，你找到那个透过人们对你狞笑的恶魔是什么了吗？
我创造了你吗
你这混蛋
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我重新醒来时不确定时间已经过了多久。我立刻闭上眼睛这样我就仍身处黑暗中。在黑暗中我想到在离开前他体贴地帮我松开了整个左手和右手的钉子。厚重的胶水似的东西糊在我的脖子和下巴上，一些地方已经彻底干成粉末，碎成颜料似的小块。触摸到它们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是自己的血。拨开喉咙上黏糊糊的凝结的血块，我可以摸到一道边缘突出的裂口，里面是被切开的血脉和气管。屋子已是空空荡荡。那些拐角处的水管、那些有污渍的安静的墙壁、那放在桌子上的玻璃杯，它们上面都有飞溅的胶水似的血迹，像是有人放了一浴缸的血然后把它泼得到处都是，或许事实就是如此。尼古拉斯·贝尔格就是这样被杀死的。区别在于我并没有被杀死。国家意识体是不会死的。但国家确实是会死的。一道黑暗里微弱光线似的闪光，照射在人脸上，速度飞快得谁都看不清。刀刃割开动脉和器官的时候发出的清脆声响隐没在血液流出的汩汩声里。从脖子上干净的切口处喷出喷溅而不打旋的血，像是一层胶水似的覆盖在房间的每个角落。至少我脸上不只是处女血了，它被和我喉咙里喷溅出的血液完全混在了一起。
我们会为美国公民报仇。在尼古拉斯·贝尔格被害视频在网上传播的第二天我说。不。你是错的。这是在鼓励歧视。为什么要用仇恨报复仇恨？就像在9/11发生的第二天各国的领导人去拜访了清真寺那样。我们需要的是退后、忍让、原谅和祈求。哪怕对方明确目的是要将你置于死地。祈求和平。祈求怜悯。祈求加害者的宽恕。美国是你输了。你可以听到威尔·赫顿、贾克·席哈克和扎卡里亚·穆萨维在背景上发出胜利的大笑声。
美国在联合国当着全世界做了伪证，欧盟发言人说。因为白宫的几个人患有妄想病。国会山或许没有供奉一本由布什的血做墨水抄就的圣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个比萨达姆更疯狂的宗教信徒。
欧洲当然会这样说。我料到你会这样说。可你们是错的而只有我是对的。我把自己的指甲掐到身下的座椅靠垫里直到我的每个指甲都开始刺痛。联合国会议厅里的每个人都坐在座位上皱着眉不赞成地望着我。你们全是白痴、蠢货或恶棍。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我左手手腕的血还在不断流淌。我全身都发冷像是死了一次那样，每一个流血或者不流血的地方都感到遥远的刺痛。用那只软弱的左手松开了捆绑住右手的绳子。这失败了好几次，但最终我的两只手都重获自由了。我感到疲惫和茫然，此刻好像既没有睡着，也不太醒着。但我不能闭上眼睛。我还有事情需要完成。
教堂内部修饰一新，稀稀落落地摆了一些玫瑰花，散发出纯真而圣洁的香气。房间里悬挂着一绺绺彩色绉纸饰带。我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跪下来。我在扭成绞花形的彩纸和圣诞纸钟下祈祷。
父亲请饶恕我可能即将犯下的罪。
我必须要去做那些可能被时间证明是错误的事。我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说。然后我紧紧地抿住嘴，仔细谛听这句话仍像一团有弹性的东西那样在墙壁之间来回弹动的微弱的回音，回音像一层诅咒的阴影那样笼罩在我身上。因为当我们在竭力“保持现状”的时候，时间在不间断地、永恒地、越来越有气无力地行进，无论你能不能听到那钟表齿轮轻轻的喀嚓喀嚓声。但是它会杀死你。它会杀死我们所有人。
美国和布什总统应当在戴维营正式向北约、阿拉伯世界和联合国为自己的战争罪道歉，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写道。
美国永远不会道歉。
我走出院子。绕过屋角，有条石块铺的小路直通大路。小路两旁也栽满了玫瑰花，散发出纯真而圣洁的香气。我手上的血还在缓慢地流动着，一路滴落在地板上，染红粉色和白色的花瓣。我来到大路上。大路是往下倾斜的，通过倾斜的路，我的汽车仍然停在那里。我站在天空油画一样的色彩之下中站停脚步，听到远处美军无人机的声音越来越响，直到快听不见时它忽然停住了。我等待直到它又响了起来。接着我继续往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