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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九一六年的冬天。我依照调令，独自一人远渡重洋，去大洋彼岸做随/军医生。
说是独自一人，但船上也有许多送往欧洲战场的军/人与我同往。因我不完全算是参/军者，船员便特意为我安排了单人间——尽管只是我一人睡两张左右连通的上下铺，比起普通士兵十二人一间的住宿环境还是要好上许多，也是我自称独自一人的原因所在。我与他们吃住都不在一处，自然没有讲话的机会，至于听闻大部分同行者对我的独来独往颇有微词，也都是后来的事了。
轮渡先朝南后朝北，经过太平洋，过了西贡锡兰等地，最终驶入地中海。我自小长在东京，轮渡从横滨出发，便是我出过最远的远门。由于出行经验甚少，加上温度忽高忽低，我不慎害了风寒。风寒倒是小病，起初也并不严重，然而南部的海风总裹挟着大块湿气，我整日受其浸润，竟也演变成哮喘，并由此整日咳个不停。船上有人偶然见我这样，便自作主张地以为我害的是痨病。我不想为子虚乌有的事多费口舌，却教他们觉得我在默认。于是船还未出锡兰，我害肺痨一事便已闹得满船皆知。流言逐渐发酵，待我知晓时，其内容已成了“森医师害了痨病，整日咯血，命不久矣”。痨病咯血便已是晚期，晚期之人怎还能如我一般日日到甲板上看海，道理浅显易懂至此，我便也只觉得无奈。
人对同类的恶意大抵如此。这种恶意并无男女老少之分，起因大约只是我未能融入他们，在大环境中人微言轻，故而他们总觉得我神秘，进而将我的一言一行放大了来看。几日后船行至安南，突然在一个清晨靠了岸。我想去看看情况，还未踏出舱门便有几个船员迎上来，张口便说痨病会染给他人，要我尽快下船。我自是不从，正欲辩解时突然觉得胸闷，掩口咳了几声，拿下来的掌心上却真沾了血迹。他们见了，便捂着口鼻像蚱蜢般纷纷跳开，有人大吼这分明就是瘟疫，于是人群散得更开，只留我独自站在舱门前。
这段经历使我印象极为深刻，也总使我串联起年幼时候。我在家中排行最末，上有一兄一姊。大哥长我十几岁，自小便活得极其贴合父辈要求，却在我五岁时陡然去世。那时姐姐已经出嫁，父母膝下唯余我一人，于是我的一言一行，包括读书写字，皆要按大哥曾经的标准来。我与大哥交流不算太多，对他的死也无甚感受，却莫名地担起这沉重的责任来。与我同龄的玩伴们，父辈之间都相熟。他们从父母口中隐约听说我大哥早逝，竟幼稚地认为我身上也有所谓能够致人夭亡的病源，便也像躲瘟疫似地躲我。后来我干脆免掉休息，整日埋头苦读，终于在二十二岁这年获批出国，勉强与大哥比肩。
这恶意总铸在无知之上，使我既无奈又无奈。他们当真以为我肺痨，于是只僵在那里看我，一面不住地说着什么，一面又不敢过来。正僵持时，我身旁舱门突然打开，站出来一个船长打扮的中年男人。我以为他是来往火上泼热油，便不自主地朝旁边挪了挪，人群也随着我的动作流动。船长将周遭打量了一番：“谁停的船？”
人群中一个年轻船员举了举手，只举了一下便缩回去。船长目光逡巡到他身上：“为什么停船？”那船员到底年轻，只此一下便慌了阵脚：“这……有人说森医师害的是肺痨……”船长摇头：“我问为什么要停船。”船员说不出话，我毕竟只是咳嗽，至多加上咯出来的一点血迹，他们到底没有铁证来压我。人群中倏地有个尖利的女声叫喊出声：“他闹的分明就是痨病！这病要死人，难道就放着一船性命不管？”
我彻底觉得同他们无话可讲，本想说我这就下船，休养一阵，再搭别的船过去。却听见船长冷声向众人道：“森医生从开始便向我讲过他害的是风寒，只是转成哮喘，便教你们无端想成这样。你们大字不识几个，倒比医者还会诊断。”众人脸色肉眼可见地不好，我见船长维护，便按下情绪缄口观察。船长往前一步，盯着方才几个嚷得最大声的人：“你们的心思我一清二楚。平日里搞小动作便罢，但森医生是随行的军医，因你们而耽搁了行程，若怪到我头上，我必然也要将责任精确到个人。”说罢不顾那群人脸色发青，只挥手示意身边船员去开船。
人群一下作鸟兽状散开，不一会船也重新启动。我心中的感激之情陡然萌芽，刚想说些什么，却听见船长冷着声音道：“……不必谢我。你这情况我一年要见几百回，自然知道缘由。我并非第一次做这事，归根结底，也只是为了行船顺利罢了。”说完便钻回舱门，并未给我答复的机会。我当他生性如此，于是也并未计较。
这段插曲在我记忆里着墨甚深。我来到欧洲，甚至之后回国，它都同少时玩伴们的恶意一道，成了我梦中的常客。
两周后船终于靠岸，到达我此行的目的地。进入地中海后，船上士兵在沿途陆陆续续卸下大半，只剩些如我一般的补给人员，还有小部分输往终点站的兵力。我在那之后再未见过船长，连他面容都忘了大半。然而记住他面容也没什么用处，所以也就这么匆匆下了船。
当地驻军派人来接我，几个士兵将我不多的行李搬到车上，再拉开车门要我上去。天色还朦胧，我在车上四处张望，沿途景色尤其荒凉，只能看到地面上如手掌般托起的树枝，和地平线上漾起的微光。车内则是一片死寂，好像空气全被抽走，将这趟车程拉得十分漫长。不知多久后，天已大亮，我也终于抵达了驻扎地。
这年我刚好二十三岁，比大哥过世时还多两岁。因此我总是不住地想，若大哥安稳地活到二十三岁，不知能否有我今日这番成就。
做军医远比我想象中忙。我被派往的这片区域极为荒凉，随处可见广袤的褐色土地，人烟却稀少得很。此处驻军约莫一千出头，分批驻扎在两处相隔五六里地的绿洲，然而补给人员却少之又少，于是作为为数不多的所谓国内输送过来的精英，大多数时候我只能乘车奔波于两处驻地之间。两地间大路附近驻扎了几拨不同国籍的军队，我经过时总能听到交火声，偶尔有人声也都是介于吼叫和惨叫之间的大喊，只持续几秒便也消失，像被大地吞噬。沿途危险至此，我却时常要在一日内往返两三次，好在那时我身体还好，便也算安稳地扛过了头三个月。
两处驻地统共五位军医，其中一位上了年纪，又负过伤，因此只能在南部驻地做些诸如包扎吊水之类的琐事。我常与他交谈，从他口中得知原来这样划分区域是有所凭依：北部驻地离港口和争议地区较近，在那里的士兵大多是寒门子弟，一早便响应征兵来到此地；南部则大多是士官，连补给人员都是世家出身，大多在形势稳定些许后才从祖国过来，且甫一成立便将指挥权夺了过来。因此北部觉得南部是无能懦夫，只能在庙堂之上坐收渔翁之利，南部则觉得北部不过乡野村夫，难成气候。两派人便如此僵持着，只勉强维系表面和平。
我并不在意这些。我虽没什么医者仁心，但到底做事能使我升职，升职便能满足我心底同大哥相较的心思。大哥二十一岁便死了，却用他生前的阴影将我团团围住，仿佛我自五岁开始便不为自己，而是接替大哥活下去。我自知这朦胧的恨意无甚必要，它却好似在我心上开了一处小洞，血只汨汨地流，流不尽便不罢休。
然而我并未因流血过多而死，大抵还是因为遇见了福泽谕吉。
那日我如往常一般，到北部驻地出诊。然而我来得不巧，那边刚刚发生了一回规模不大不小的冲突，驻地大门外围满了担架，血腥味便从四面八方往我鼻子里钻。两地传信不易，冲突又发生得突然，北部驻地无奈之下，只能请了些本地的大夫过来。当地环境闭塞，因此他们治些皮肉擦伤还好，面对子弹时不免手足无措。我好容易挤进人群，果然看到几个中了流弹的士兵白着脸躺在地上，身边围了几个医生，正用当地语言说着什么。
福泽谕吉——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就站在那些人中间。我一早便听说西洋人身材高大，他却比他们还要高出一截，加上他满头银发太过惹眼，因此我总以为他也是西洋人。后面我注意到他身上穿着陆军上尉的制服，这才意识到我们原是同乡。然而那时形势紧急，我并未在观察福泽谕吉这事上多耗心思，只一面喊着借过，一面继续朝里面走。
我带着助手与北部的同僚汇合，顺便指挥人将伤员抬进医务室安置好。幸好几人体内弹片都未没入太深，我们虽手忙脚乱，到底也以最快的速度将子弹尽数取出。期间门外嘈杂人声由盛转衰，再逐渐消失。同僚见伤员并无大碍，便又去隔壁帮着安置受轻伤的士兵。我见他一个人，便让助手同去，自己则歇息了片刻，才打算也去隔壁帮忙。
北部设施老旧，医务室的门便同样难开也难关。我用力拉了好久才将门掀开，打开后看见福泽谕吉站在那里，正冷着脸瞧我。
那时我做军医已有半年，早已见多了冷脸瞧我的士兵，因此并未感到奇怪，只开口问他有什么事。他报了姓名和职务，而后将浸满了鲜血的左臂伸给我看，上面血迹已红得发黑，将上下布料黏在一处，中间一处弹孔，正朝外渗着暗红的血。我见他面色发白，忙再推门要他进去。然而我站立了半日早已筋疲力尽，于是无论如何都推不开那扇年久失修的木门。福泽谕吉见我这样，便伸出并未负伤的那只手帮了一把，如此才将门推开。
他伤得不算太重，却也不太轻。我翻了许久都没有找到麻药，便问他是要等此处的医师回来还是直接手术，福泽谕吉抬眼看了看我，轻声说直接手术吧，伤势不等人。于是我拉他坐下，将器具仔细消毒后便开始。由于担心碰到动脉，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割开他皮肉。好在那弹片嵌入的位置还算安全，我冒着冷汗操作了许久，终于将带血的弹片取出。期间他一言不发，好似我割的是别人的皮肉。
那时我只觉得这人厉害。从前也有麻药用尽的情况，连身强体壮的士兵都会痛晕过去，他却只是咬牙，至多额上时不时冒出几粒冷汗。将伤口包扎好后，我递给他一瓶抗生素，嘱咐他按时服用，以及伤口最好不要碰水云云。北部的士兵向来不会遵循医嘱，我说得心不在焉，抬头却看到他认真地盯着我看，眼神倒很像小时候，大哥教我识字时的样子。
将别人比作已逝之人很不礼貌。我将这个念头压下去，同福泽谕吉说我要去隔壁帮忙，便又去掀那大门。他这回倒不上来帮忙，于是我用力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返回南部后，我无意间同老军医提起这事。他却说对福泽谕吉印象很深，因他是北部驻地来得最早的一批人之一，且七年前来到这里后便再未回过家。还说他最不爱同西洋人打交道，在战场上却冲锋陷阵，因此时常负伤，也因此年纪轻轻便升了上尉。我想起他那日站在几个本地人中时满脸的不耐烦，笑说确实如此。
此地同乡太多太多，多得像北边海滩的沙砾。沙砾中偶尔也会有品相特别者，因此福泽谕吉此人虽并未使我印象十分深刻，闲暇时偶尔也会想起那日他额上晶莹的冷汗。
不知是否因我记忆太浅，总之又过了三个月，我们才见了第二回面。
那时北部战事吃紧，我分身乏术，恨不得住在那边。然而南部亦是大小纷争不断，于是我依旧要往返于两地之间。一日来回次数太多，自然没人乐意护送。我是军医中唯一会驾驶的，于是军中命我开车往返。沿路都是一望无垠的荒地，我百无聊赖，少数时候能顺路载上几个同僚，多数时候还是独自一人。
一回我自北部返回南部，车上仅我一人，要出门时却被守卫拦下，福泽谕吉从旁边走出来。守卫向我说他要去南部办事，然而最近人手不足，正巧我路过，所以要搭我的便车，又想到只搭车有些不好意思，便要我换北部驻地轻便些的军车来开。我乐意换掉这辆陈旧的老爷车，更乐意有人一起，便没在意为何北部军官要来搭我这个南部军医的车，欣然答应下来。
他坐后排，我瞄到他脸色不好。我曾略微听说，北部境况如此，正是因为南部指挥不当，想来福泽谕吉应该是去交涉的。我们都不说话，车里比我独自一人时更静，只能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和不知谁偶尔沉重的呼吸声。
是那枚炸弹将这平静打碎。它爆炸得太过迅速，以至于我只来得及看见车前扬起的尘土颗粒。车被逼停，我与福泽谕吉都险些被甩出去，车外人声灌进我耳朵，尽是些没听过的语言。
我们都未想过，竟有人能猖狂到将炸弹投到公路上。电光石火之间我想到这辆车，是北部高级军官专用的样式，在公路上自然是周边军队眼里的活靶子。我们猫着身子打开车门，福泽谕吉大吼着让我趴下，我从车底缝隙里望见对面情况，人数不算多，但要我们两个人来对付却也不太容易。他伸手按了按我的肩，抽出手枪，半跪着挨近车尾，悄悄查看对面动向。
那时已是傍晚，太阳早就落到地平线下，只留下漫天漫天鸡油黄色的晚霞。我视线受阻得厉害，便也想去车尾查看，刚挪过去却被福泽谕吉拦下。他回头看我，我们身边爆炸声不断，他居然跟我说了句对不起。
我不确定那句话是否是“对不起”。他口型似乎是那样，那几个字也只持续一瞬，转眼便被周遭巨大的炸裂声撕碎。
袭击我们的似乎不是什么正规军，携带火力也有限，总之最开始那种铺天盖地的炸裂声只持续了片刻，便转成星星点点的子弹声。我知道有人能根据枪击声判断手枪型号，却不知福泽谕吉能否做到。好在对面人手不足，又急于求成，见我们不动竟主动上前查看，也因此暴露了位置。我看不见车尾全貌，只见福泽谕吉时不时地放一枪，而后是浓郁的硝石气味，和尸体砸在地面上的声音。
对面实在太过轻敌，于是我们也放松警惕，谁也没察觉到车头处竟绕出个人来。那人抖着手举起枪，枪口堪堪对准我。福泽谕吉刚要过来，便见我自腰后摸出佩枪，一枪打在那人右肩，迸出一丛血花。他虽吃痛，手上动作却未停，好在枪口因此走偏，那一枪命中我身侧油箱，只擦出些许火花。
福泽谕吉从车尾过来，眼里似乎闪过一丝彩色。偷袭者捂着肩膀栽在地上，刚要爬起便被他用枪抵上额头，口中念着什么。我只会德语一门外语，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于是我以为福泽谕吉要将他带回北部审问，却见他一扣扳机，偷袭者应声倒地。我看到他瞳孔逐渐扩散，额间慢慢流下血和脑浆的混合物来，不一会便死了。
我们无言地站了会。我问他为何不留活口。福泽谕吉将子弹重新上膛，说从有驻地起，这些本地人便无论见了哪国的军车都要攻击，当地语言又极其晦涩难懂，抓了也只问得出他们以为开军车的人便是引起战乱的人，因此问了也无用，倒不如永绝后患。他说这话时倒很平静，像我印象中的年长者一般。然而老军医说他十四岁便来到这边，想来还是要小我几岁。
天色渐晚，我们所处的位置离南部较远，因此福泽谕吉要我将车开回北部。我想着不知车是否受损，便只好答应下来。车开回驻地后我才发现福泽谕吉左肩也有一处枪伤，便问他是否要我来包扎。他从后视镜里看我，卫兵手里电筒的光线照进来，他点了点头。
我先一步找卫兵换了车，又去找福泽谕吉。他似乎正在等我，然而见我进来也只点了点头。这次他伤得不重，只包扎一下便好。经过上次那回事后，我隐隐听说南部军医似乎并不乐意为北部军官诊治，然而我并不想参与所谓派系斗争，加上福泽谕吉此人并不令我厌烦，于是也并不去想这些。
二人独处时福泽谕吉似乎更能放得开些，我站在一旁用剪子铰纱布，他突然问我为何会用枪。我早知道他要问这个，便如实回答从前学过，然而只学了皮毛，于是只打中那人肩膀。我想起什么，也问他方才又为何要向我道歉。他这回倒不说话，我也不想追问，只沉默着给他包扎，纱布刚一近他身便染上红色，于是我又铰了一块下来。
我说您对我太过关注了，上一回这边的军医分明就在这里，您却还是要坚持等我。
他还是不说话。我又说，我记得您似乎会驾驶。
包扎并不费时，我替他缠好纱布。他突然对我说，我使他想起家乡。
理由。他关注我，或爱我，或在生死关头向我道歉，再或我如此这般活着，总需要理由。这便是理由。
他身上血腥味很浓，尽数铺在我身上。刚受过伤的人自然不适合做这事，但他似乎游刃有余。床笫间尽是我不熟悉的气味，他手一直放在我的头发和眼睛上，这是我唯一能同西洋人区分开的地方，是我从家乡带来的，是他的理由。我的手向下探，我没有索吻，他也没有。我们都不说话，只有压抑不住的喘//息声。
他似乎在我耳边念了一句Mein Geliebter[1]。我没空纠正他措辞上的问题，也没空计较他将我称作他的情人。
我没有将我的理由告诉他，毕竟他到底也不是我的情人。
我将这一整回事归因于麻药的副作用，然而我们谁都没打过麻药。
而麻药的副作用总会散去。
后来福泽谕吉时常来搭我的车，大多时候出于偶遇，北部也曾派人问我是否要到这边工作。我自然是拒绝，北部使我留恋的只他一人，但这种留恋如此便能满足，无需如此麻烦。他在车上偶尔会与我聊天，他说他憎恶这边，却也不热爱祖国。他还说自己并非七年未归，只是归家后发现家中早已人去楼空，不知是死了还是当他死了，于是便再未回去。福泽谕吉说话时总盯着我的脸看，似乎在提点我能使他想起家乡。他林林总总说了许多，我后来才发现自己记住的少之又少，像浮萍般无法生根。
我从未细问过福泽谕吉为何既憎恶西洋又不热爱故国，也不想知道他家中情境。他认真叙述的样子使我想起大哥，我对大哥的感情太复杂，恨意占据大半，但这恨却能吸引我如飞蛾扑火般靠近福泽谕吉，也能使我心上伤口不再流血。于是我只听他说，偶尔附和两声，算是赔罪。
我在这纠结心境里泡了许久。正当我似乎逐渐习惯时，战争突然就结束了。
因这个国家实在太过偏僻，因此我们在战后会议开完数周后才得知战争结束的消息。我想起搭车时福泽谕吉曾同我说过，说他要回国，我没同平时一样随便附和，而是告诉他我要留下。他在后视镜中沉默了许久，我说您这回不必想起家乡了，他便也只嗯了一声。
而后福泽谕吉再未找我搭过便车，我又恢复到最初独自一人往返的时候。后来我收到一封薄得出奇的信，寄件人不详，不知是否要我自己去猜。南北战事不停，我仍要在两边往来，自然无暇拆开，也再未见过他。
战争结束了，我的去留自然由不得自己。南部上司说我也算劳苦功高，便为我写了封推荐信，保我回国后便可直接入职卫生部。我谢过他们，接过信时恍惚间竟看到父母和大哥，忙稳了稳心神，将信收进袖中。
我将信收入袖中的那一瞬，看见大哥突然从父母身旁消失，却怕也只是幻觉中的幻觉。
此地的军队陆续撤离，我也定下了回国的日期。我在北部附近的港口搭船，按来时那条航线回去。在码头上我四处张望，突然看见一块巨大的告示牌，蓦地想起福泽谕吉曾向我提过那块牌子是他设的，用来记录阵亡将士的名字。我记得他还说过，以他的军/衔，若能上榜，还会找人附上照片。告示牌上人名如我见过的那样密密麻麻，我眯起眼，似乎在为数不多的照片间捕捉到一块银白。身后有人催我快些走，于是我加快脚步，也没时间再看一眼。
此地驻军多是东方人，东方人少有天生银发，但或许也只是黑发反映的阳光，又或许是别的什么。我无暇多想，既然他或许已不在人世，我终究也无须遮掩。我苦心找寻出爱他的理由，却总记不得爱其实并不需要理由。福泽谕吉如爱家乡一般爱我，我也如恨大哥一般爱他。我明白得太迟，因此此番我在异国他乡度过的七百多日，最终也没有一个像样的结果。
我想起那封无名的薄信。我仍不想拆，因此仍旧无法知道他是否也明白。
船员正清点人数。我终于得闲，回头再望一眼。岸上人声鼎沸，早已不复我来时模样，我却什么都听不见。
船刚启动不久，我安置好行装，来到甲板上吹风。海风吹得我肺里犯痒，于是我又咳个不停，想起近几日总觉得身上无力，想来是要归国的激动心境所致。我正考虑是否要找些药吃，突然听见有人喊我名字，竟是我来时的船长。他仍是那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模样倒无甚变化。他站在甲板另一头叫我名字，笑道森医师，两年不见了。
我们闲扯了些有的没的，他突然对我说，您这回的样子倒像肺痨了。
我慢慢地笑笑，回道，您倒比医者还会诊断。而后我们一齐笑了，我在这笑声里从袖中摸出两封信，轻轻丢进海里。
船便这么开走了。
[1]德语 我的情人 多指不正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