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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哨兵。我母亲来自德意志，父亲则是西班牙裔，不过既然我从记事起就在里德林根生活，后来又在斯图加特完成的学业，我通常毫无异议地自以为是个完完全全的南方式的德国人。十六岁那年我分化，经过十四个小时的头痛欲裂、耳鸣与灼烧感，从此不得不接受一匹西班牙灰狼和我窝在同一个卧室。我认为这是个巧合，不过也许也有点血统的因素存在。这决定了我的一些天赋，比如强健的体格和——请原谅我不够谦逊地说——还称得上出色的对抗性。托尼老说我一个人能顶两个托马斯，托马斯自己也承认。
我有过从军的经历，跟随哨兵和向导的特殊编队参加了旷日持久的城市战役，得到过几枚勋章，后来因伤下线，回了南方。现在我又穿上制服——作为拉姆手下单编的卫兵。这是双方多次商讨后各自让步所达成的一致决定。军装和几年前的款式略有不同，托马斯他们当然也换上同样的装扮（向导和哨兵以领章上不同的颜色做区分）。托马斯确实不适合穿军装，托尼看着他乐的不行。托马斯自己也乐，转过头来问我真的有那么奇怪么？
其实还行，我真这么觉得。托尼朝我翻了个白眼。好吧，托马斯太瘦，大多数衣服挂在他身上都很难显得不松垮。他在制服里面穿了衬衫，扣子没系到头，整饬了半天也只能勉强做整齐，笔挺则完全不存在。他裤管比上身还要空得夸张，靴子箍在小腿上视觉效果很难确切地描述。然而尽管有诸多怪异之处，放到他身上倒也不算很坏，也许他就有中和一切气质的能力。拉姆将军派人带我们去做特殊情况登记，进行基础测试并拍我们都知道不会公式的公式照。那个带领我们的人说，照片洗出来会给我们几张。他面孔温和，语气友好（有时候有点憋不住笑一样），我老觉得他面熟，后来终于想起曾在将军慕尼黑的宅邸见过他。托马斯告诉我他叫巴斯蒂·施魏因施泰格，人很好，是他表兄的固定向导——进行了深度联结的向导——就是说也是伴侣。巴斯蒂狐疑地朝我们看过来，问托马斯又叫什么舌根呢？托马斯朝他咧嘴一笑。他们看上去交情挺深，这并不让人意外。
这一天之后我们到底拥有了什么似乎很难说清，但绝不只是制服，肩章和编号。两天之后——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柏林一间公寓狭窄的客厅为托马斯合唱了生日歌，当时已过了午夜，那一天托马斯二十六岁。我们都发现把调子唱准绝不如想象中那样简单。最后托尼精辟地总结陈词，用“一场灾难”来形容，好在托马斯看上去相当开心。我们喝了一点啤酒就各自去睡觉，临睡前我减少了注射控制感官的信息素剂量，天刚擦亮又整装启程，往军区主楼四层一个精密安静的科室去进行精神力匹配。托尼也是个向导，但他的精神体是只小型猫科动物，在我的精神体（我是指那只灰狼）旁边有点怏怏不乐那样子。他自己感觉也不大好，愁眉苦脸地对我说，他对我本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真的。检测结果是我们的匹配度确实低得可怜。托马斯倒是同我挺合适（托尼怀疑他跟谁应该都挺合适），那只漂亮温驯的牧羊犬被他放出来，同他本人一样很自来熟地在屋子里转悠。我认为托尼的推测并非没有道理。
我们坐在指定的位置，任人摆弄。托马斯接过磁极贴片，把它们贴在他令人惊讶地形似爱奥尼亚柱的上身，他实际比看上去更瘦。仪器震动声如海浪起伏，意识的迷雾被具象化为机械的线条，我以前从不知道建立一个中级精神联结还要经过这么郑重且大费周章的程序。托马斯也不知道，不过他认为这是可以解释的，时代在进步，人们总希望有更多保障，可以理解，况且太原始的方式总归不够严肃（他又开始信口胡诌），当然我是不介意跟你亲个嘴什么的，如果你不觉得尴尬的话。我忍不住笑出声，小幅度弯弯腰，巴斯蒂（在面罩后面嗡声嗡气地）提醒我们少说两句，专心。
其实这感受绝无仅有，难以简单评判。精神被牵引着汇聚，结果是一些轻微的聚焦，托马斯当然离我很近，我们手背相贴的触觉微不可查又难以忽略，与我而言闪闪烁烁有近乎煽情的刺激。感官在我体内冲刷再逐渐被外力攥住，这力量轻盈雀跃，属于托马斯，我就是知道。无论是在哨兵塔内还是在之后我都从未将头脑如此幽深的部分交付出去过，因此觉得不适应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听见巴斯蒂关掉机器，对我们说好了，托马斯，你试试调节马里奥的感知程度。托马斯有点茫然地应了一声，听上去并不太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有不好的预感。下一秒，老天，我耳朵被噪音撞得难以忍受，再下一秒什么都听不到了。我猜我脸上表情一定很惊恐，因为我在托马斯脸上看到了同样的惊恐，嘴型好像在对我说抱歉——过一会我恢复听觉，果然是在对我说抱歉。巴斯蒂在白面罩下的眼睛又闪出那种憋不住笑似的光芒。这事现在想来有点羞惭，但依然值得怀念。
我们回去后，托马斯把这个奇遇分享给我的同伴们，他们很不客气地笑得我耳朵又开始痛。托马斯问我要不要再帮我调节一下（看上去跃跃欲试）。我说好吧，哦，好吧，那就调小一点——别再把我弄聋了就行。我也笑起来。
在理论方面臻于完善的是曼努埃尔。他沉稳可靠，有时候气不打一处来，尽管据他自己称他目前的工作并非是他自己最想干的，他仍然专注且出色。他和托马斯有相似的（就是说同样奇怪的）穿衣习惯，可以把衬衫搭配到不合时宜得令人发笑的地步。我并非善于观察者，这些细节是逐步发现的。
初次会议纪要由他记录在一个他带来的红色羊皮本上，当场会议也由他来总结陈词，一锤定音。这些传统在每个人的默认中延续开来，不可谓不至关重要。十月我们在市郊一个闲散不引人注目的俱乐部酒馆二楼约定集会，各地都来了代表，拉姆将军也与会。当天天气呈波德平原地带惯常的阴郁，天空灰暗，小雨连绵，我们必须经过乔装打扮已尽力使人不发现异常（彼时已有禁止私下进行政治性聚集等条令下达）。在这场秘密集会上我们通过了一系列投票表决，正式建党并确定了党派的名字、基本纲领以及短期方针，后来人们称其为初次代表会议。众所周知，党派名罗顿社人党，在德语中“罗顿（roten）”一词意为红色的，我想这除了代表党派的坚定意志、革命热情以及民主信念以外，也跟那个会议记录本的封皮有所联系。
曼努埃尔经由票选成为党内第一任领导角色——拉姆将军音军务繁忙且身份特殊，只是挂任闲职。为防止内容泄露，与会名单与会议纪要只留下一份，由曼努亲自保存。黄昏时分我们再装成酒客，间隔着离开。托马斯与我留到最后，出来时天已经全黑，路旁吊有一汪汪晕眩的水银灯。我们绕过雨后湿润的塑像，浸泡在夜色与荒谬的静谧中。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话，他老是喋喋不休，托尼说在向导塔时期有个名声远扬的外号叫小广播（——因为他真的太能说了），这外号得到他本人眉飞色舞的认证。
我们在路上谈论未来，从近在咫尺的明天谈到远似天涯的理想形态，措辞隐晦但确凿无疑。我们马上要进行配合作战的培训，预计在柏林停留到至少圣诞节之后。托马斯说真不敢相信，他在十七岁之前只是个小镇男孩，几乎从没有并且以为永远不会离开家乡小镇和小镇属于的城市，之后却四处漂泊。我说等一切结束——总会结束的。他说什么是结束呢？他曾以为战争结束了一切就将恢复原状，可混乱、分歧、流血和暴力仍然毫无停止的意思，我们的结束又该如何实现？
然后他歇声，叹了口气，我站定想看看他，他则继续往前走。我没有触碰他，隐约觉得他正细细地发抖，倒也不是看见的，事实上他在路灯的光晕里显得苍白而冷静，但我就是感觉到（我要到不久之后才意识到这是精神联结所带来的情绪传递）。我认为他并不失落，只是有点疑惑，好像被这问题温柔地困扰着。我们穿过柏林那些令人尊敬的街道和社区，我几次想发问，却一拖再拖。知道我们回到租住的公寓，托尼和曼努已经在那儿。
托尼问吃不吃晚饭，托马斯说他下午在那等着的时候（等的时间太长）喝了太多淡啤酒，没什么胃口，不过他还是走进厨房。托马斯比我们每个人都更会做饭，他用简陋的锅具煎了蔬菜和少量小牛肉。老天！感谢有他。最后我们各自回到房间。
我把窗帘拉好，前一秒看到窗外星辰与人造的灯光，各自道路错杂丛生有如乱梦。托马斯已经爬上属于他的那张木板床，我想起来他说他十七岁之前从未离开慕尼黑。我问他你想念慕尼黑吗？他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翻了个身，说想念吧，黑暗里眼睛很亮，却不知想念的是什么。他问我还记得那个问题吗？我们的结束又该如何实现？我说记得，他说他尚且不知道该怎样做，究竟能否成功，但这就是我们的意义。我听见他从床上坐起来，压低声音但又急切地说下去，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我们得让这一切结束，我们必须成功，我们会成功的，言及此处他在暗中也轮廓轩昂如一尊小神，时隔多年我再去试图回顾这一晚的记忆，为我原来保留了这么多细枝末节而尚未遗忘感到惊奇。这样的铭记往往没什么重大的理由。我们互道晚安，我爬上我那张床，下定决心入睡。第二天仍有任务等待我们，我以为我会睡不着，其实我睡得相当好。一夜无梦。